5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硅谷的成功秘诀。

　　早在1960年，硅谷就已经以科技中心的身份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它孕育了微波电子行业，还为产学结合树立了典范。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造访硅谷时，就对散落在旧金山南部农场和果园的研发园区感到惊奇。

　　位于硅谷核心地带的斯坦福大学孕育了惠普、瓦里安联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Watkins-Johnson和应用技术公司(Applied Technologies)。这些企业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很显然，这里发生了与众不同的事情——有了创新，有了企业家精神。

　　很快，其他地区也希望复制硅谷的成功。第一次尝试源自1960年代中期，主角则是一批来自新泽西的高科技公司。他们招募了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他当时已经退休，之前则在斯坦福担任过教务长、教授和工程系主任。

　　特曼被誉为“硅谷之父”，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斯坦福羽翼未丰的工程学院才发展成为一个创新引擎。通过鼓励理科与工科院系的相互协作，将他们与当地的企业联合起来，并专心研究工业界所需的项目，他们创建了一种协作和信息交换的文化，这也成为硅谷的核心内涵。

　　新泽西正是希望复制这种模式。该州当时已经是领先的科技中心，共有725家公司的实验室坐落于此，包括RCA、默克和发明晶体管的贝尔实验室。新泽西当时的科学与工程类员工达到5万人，但由于缺乏享有盛誉的工科院校，所以必须从外部招聘人才。不仅如此，他们还很担心自己的人才和最好的技术被其他地方抢走。虽然普林斯顿大学就在附近，但该校的教师普遍不喜欢应用研究和与工业界关系密切的项目。

　　以贝尔实验室为首的新泽西政商两界的领导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建设一所与斯坦福十分相似的大学，因此他们对特曼寄予厚望。

　　特曼制定了一套草案，但却未能顺利实施，主要原因是工业界不肯合作。这段历史已经记录在斯图尔特·莱斯利(Stuart W. Leslie)和罗伯特·卡刚(Robert H. Kargon)1996年发表的论文《推销硅谷》(Selling Silicon Valley)中。他们讲述了RCA如何拒绝与贝尔实验室合作，埃索(Esso)如何不愿与大学共享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以及默克等制药公司在研究经费上是如何抠门。尽管符合各方的共同需求，但企业却不愿与竞争对手合作。

　　特曼随后在达拉斯展开了又一次尝试，但却因为类似的原因再度失败。

　　方法转变

　　1990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了一种创建区域创新中心的全新方法——这一次是围绕着既有的研究型大学展开的。他发现，相互联系的企业和特殊的供应商在地域上的集中，可以提升某些行业的生产力，并带来成本优势。波特认为，将这些元素密集地聚合到一个地区，便可人为促进创新。

　　波特和他的大批追随者都在向全球各地的政府大力推广这一理念。这种模式始终如一：选择一个热门行业，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附近建立工业园，然后针对所选的行业提供补贴和激励政策，以吸引他们入驻园区，再创建一个风险投资池。

　　可惜的是，奇迹从未出现。全世界共有数百个地区花费了数百亿美元试图建设自己的硅谷。但我却从没听说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波特和特曼不明白的是，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不是因为学术，不是因为行业，甚至也不是美国政府对军事研究项目的支持，而是因为人才，以及特曼与斯坦福的教师和行业领袖之间悉心培育起来的关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娜丽·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深知人才、文化和关系的重要性。她1994年出版的《区域优势：硅谷的文化和竞争》一书中对比了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发展，以便解释为什么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复制硅谷的成功。

　　萨克森尼安指出，直到1970年代，波士顿的创业活动和风险投资都遥遥领先于硅谷。该地的巨大优势是因为靠近东海岸工业中心。到了1980年代，硅谷和128号公路开始有些相似：都有规模或大或小的科技公司、世界级的大学，也都吸引了风险投资和军方的资助。后来，硅谷远远超越了128号公路。

　　发展源泉

　　归根到底，真正的原因还是文化。硅谷较高的跳槽率和创业率、专业的网络和轻而易举的信息交换机制都为其赋予了优势。硅谷企业明白，是协作与竞争共同造就了成功——加州一反常态地阻止企业签订竞业禁止协议也反映出了这一理念。这套生态系统支持各种尝试、各种冒险，也支持相互分享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换句话说，硅谷是一套开放的系统——是一个早在Facebook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庞大而真实的社交网络。

　　硅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同样起到了帮助，这里依山傍海，拥有数不尽的野外徒步线路。这都有助于营造乐观和开放的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从1995年到2005年，硅谷52.4%的工程和技术创业公司都至少都有一位创始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这达到美国整体比率的两倍。像我这样的移民来到硅谷后，发现很容易适应和融入这里的环境。我们可以学习这里的生活方式，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平等地参与各种活动。如今，谷歌这样的企业园区俨然就是联合国，他们的餐厅不再供应热狗，而是提供中餐和墨西哥菜，甚至还提供来自印度南部和北部的咖喱。

　　这是一种多元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并由此催生了创新。移民带来了对全球市场的理解，带来了不同环境中的各种知识，让硅谷与自己家乡建立了种种联系，从而共同造就了硅谷，让它缓慢进化而来：从单纯生产无线电和电脑芯片，变成了集合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医疗设备和清洁能源等众多技术的科技摇篮。

　　虽然硅谷崇尚的英才管理算不上完美，但正是这些缺陷造就了硅谷的独特性。在各大企业的创始人和董事会中，很难见到女性和黑人及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的身影。风险投资家都有从众心理，而且对能够带来短期利益的创业公司情有独钟——这也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社交媒体和照片分享应用。这里的房价居高不下，多数美国人都无力承受。

　　这一切都拖慢了硅谷的发展，但并未阻止它的进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对硅谷构成挑战的反而是曾经大力推动其发展的政府。硅谷渴望人才，但工作签证的种种限制却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开放。最新数据显示，有超过100万获得短期工作签证的人正在等待成为永久居民。签证短缺意味着有些人不得不离开，还有一些人则会倍感失落，返回家乡。

　　人才的匮乏可能会导致硅谷企业丧失生命力。事实上，新德里和上海等地已经崛起为一批真正的对手，但它们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发现了创新秘诀，而是因为硅谷自己输出了秘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