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解释为何书籍不再重要的书籍种类繁多

1997年，《哈利波特》第一部面世，仅仅一年后通用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创建。而赫敏·格拉杰（Hermione Granger），那个迷人的优等生，仍泡在霍格沃兹的图书馆里，在书柜间埋头研究传说中的蛇怪是什么，或者怎样炼制迷魂药。受训的巫师可能有一个魔板，只要在上面写上名字，就会在顷刻之间蹦出来一大堆相关的新闻故事、学术文章，还有图片（包括那些她不应该看到的），这个点子比起魁地奇的扫帚可要HIGH多了。今天，为继续发扬图书馆癖，电影中的赫敏不得不继续沉浸在书海里。而那些当年的小读者们早已长大成人，他们会喋喋不休地问父母说：“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她为什么不直接去Google一下呢？”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机器已能超越魔法想象，更加印证了我们生活中信息交流领域的技术革新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技术革命不只是众多技术革命之一，这场技术革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次社会大变革。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所目睹的变革并非发生在道德层面——它几乎没怎么变过，而是在事情发生的方式上：上世纪80年代你就能在家庭影院中听到“fuck”一词；变化在于我们现在已经能用twitter或即时通讯软件发送这个词。小说家依旧固执地追求内容，而教授则仍沉迷于它给智商造成什么影响。

这种变化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对其或褒或贬。一系列诠释书籍为何已经不再重要的书籍的出现成为一种悖论——即使是切斯特顿（Chesterton，英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博学大师）也无法理解，但它们确实就这样出现了，而且走的还是经典路线：歌功颂德、惶恐不安、冷静清醒、还带着些兴高采烈。当烤面包机发明出来时，不出意外有许多书蹦出来。有的书告诉你烤面包机的出现开辟了早餐新纪元，这在用明火烤面包的时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有的书告诉你烤面包机的出现会扼杀昔日的创意早餐，因为成天吃着相同的面包片长大的孩子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手上的面包原来是什么样子；也有的书告诉你烤面包机有时会使早餐变得更好，但有时也会变得更糟，要知道究竟是好是坏你得先乖乖掏钱把书买下来。

那些关于互联网的新书就包括以上三类：我们姑且称它们无与伦比、宁可没有和缺乏定论（下文分别用A、B和C替代）。那些A的书认为我们正步入一个新的乌托邦，那里信息自由民主，消息会自下而上顺畅传递，爱会笼罩世界，曲奇会自己烤好。那些B的书觉得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我们或许会过得更好，并且即将结束的世界比正在兴起的世界好的多。至少来说，书籍杂志为我们的思想营造的私密空间是22世纪信息爆炸所不能比拟的。以至于那些C的书坚持说现代社会像互联网这样的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出现，梳理数据和连接用户的新方法总能使一些人激动不已，而使另一些人不寒而栗——但这种事的发生正造就了我们如今现代的时刻。一个人的期望可能会和A不谋而合，他的大脑则站在C一边，那他的内心呢？好吧，读过20多本书之后，他的内心将会倾向于支持B，然后缩回来找一个更有归属感的地方。



2. 互联网促进自由？

在那些A主义者之中，纽约大学教授克莱·舍基（Clay Shirky）——《认知过剩》一书和许多文章博客的作者，他宣称数字千禧年已经到来——是最春风得意并且或许是最自信的一位。说“或许”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过度挑衅元素（所以人们都不去读托尔斯泰的书？好吧，托尔斯泰的书太逊了），这意味着在文字的背后有一些让人紧张的东西。舍基相信我们正处于汹涌的民主信息浪潮的顶峰：古腾堡（Gutenberg）的活版印刷术促成了宗教改革的发生，宗教改革又导致了科学革命的发生，科学革命导致了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运动创造了互联网，随着进展一步步推进，自由度也有来越大。虽然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但这一新型认知技术，以全新的方式将人们汇聚在全新的群体中，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自由。这就像是辉格史的《连线》版本：追求卓越，积极向上，永不止步。在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的著作《互联网正在改变你思考的方式吗？》中，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John Tooby）也有相同的欣喜——“在我们周边，随处可见足以与印刷革命匹敌，甚至更胜一筹的变革”——并且他说的一句话与古腾堡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印刷书点燃了过去大部分人浪费的学术潜力……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它们存在的那个时代——是印刷机带来的意外产物。”

舍基和托比的A主义有它自己的长处，但它所引用的历史就好像来自于麦片盒子的背面一样不靠谱。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民主且自下而上的信息新秩序得以迅速产生的观点是对事实的严重扭曲。如果印刷术促进了宗教改革，那么它促进的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将是路德（Luther，宗教改革发起人）最新发明的反犹太专制主义。然而紧随宗教改革之后的不是开启文化自由和开放新时代的启蒙运动，而是反宗教改革运动。反宗教革命运动也通过印制书籍散播其思想，向世人宣扬改革主义者是怎样的蠢货，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宗教战争。即使在两个多世纪后的18世纪50年代，仍可见伏尔泰（Voltaire）在他的书中描述持“异端”的人被火活活烧死的恐怖现象。而深埋在托比简短的插入语——“在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之下的是数百万人的遗骸。如果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出现在印刷时代后期，那么它不会是因为某些技术逻辑，而是由于一些同时期的创想在历史长河中艰难取胜，比如有限政府和宗教容忍的思想。

当然了，如果你把时间拉得足够长，并对起因不那么在意的话，你可以给印刷术戴上任意你喜欢的头衔。但现代意识的所有媒介——从印刷机到收音机和电影——都被独裁反动派、接着是现代极权主义很欢乐地拿来压制自由并强制统一不同意见，正如被自由主义者拿来扩张一样。正如安德鲁·帕蒂奇（Andrew Pettegree）在他最新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中指出的那样，17世纪欧洲印刷革命的中流砥柱不是持不同政见的小册子，而是皇家诏书，一印就是好几千本：本质上来说，那时所有的新媒体都在为kinglouis.gov（路易国王政府）工作。

即使是后来，羽翼丰满的极权主义社会也不会焚书。他们只是选择性地烧毁一些书，然后让印刷机开足马力印刷他们的书，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50年代中期据说斯大林在印的书比阿加莎·克里斯蒂还多。（回想一下在《1984》中温斯顿的女朋友在“内党”领袖“老大哥”的出版社工作的情景。）如果你想将一切好事都归功于印制的书籍，或任何机器生产的东西，你必须也要让它对坏结果负责。未来的一个世纪里互联网可能会创造更多自由，但并没有历史规律规定它必须这么做。

很多更知名的A主义者并非在凌乱和历史和混杂的政治中寻找快乐，而是在心理学中——它是我们思想的延伸。在争论伊始，他们声称认知并不像机器人罗比一样，是头脑中一个小小的处理程序，在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的《心灵的扩张》和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的《第六语言》中这一争论得到升级。认知是信息、记忆、计划和身体动作的持续流动，在此之中的思想和之外一样多。如果电视创造了地球村的话，那么互联网就创造了全球灵魂：每个人就像一个神经元被键入，因此在一个火星观察者看来，我们就是一个行星脑的组成部分。精巧的装置并不会改变意识；事实上精巧的装置就是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不会比以前做得更好，但我们一定与过去想得不同。

说到底，认知纠缠（cognitive entanglement）就是一种生活法则。我的记忆和我妻子的记忆混杂在一起。当我不能回想起一个名字或一个日期时，我不会傻乎乎地去找出来，我会去问我的妻子。我们创造的机器正是以这种方式变成我们的配偶替代品和外挂同伴。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喜剧演员）曾说公共图书馆是每个人的朋友，但它很可怜，因为人们随口一说它就得借书，并只恳求你能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还回来。而Google则像是全世界的瑟伯妻子（译注：借指强势的女性）：耐心而又得意地笑着解释悼词（eulogy）和挽歌（elegy）之间的区别，告诉你去哈肯萨克外小餐馆的最佳路线。何谓新时代？在新时代里，在我们指尖有一位无所不知的另一半。

但是如果认知纠缠真的存在的话，那么认知愤怒（cognitive exasperation）也会存在。丈夫和妻子互相否认对方的记忆的次数和他们互相依靠彼此的记忆的次数一样多。一切都好，除非到了真正算账的时候（比如在离婚法庭上）。如果以一个直接实际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以从大量民众搭建起来的维基百科中看到所谓的“意识延伸”的极限，而维基百科正是新的涵盖面广阔的超大型认知产物：当达成一个简单共识时，一切都好。当对于诸如资本主义的起源这种价值观或事实产生异议时，还是一切都好。现在正反两面你都知道了。但是当某一方是正确的，另一方错了却又不自知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莎士比亚作品的作者页面和都灵裹尸布就是这种持续纷争的写照，都塞满了大量不可靠的信息（译注：据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多都不是他本人写的，都灵裹尸布也不一定裹过耶稣）。神创论者和进化论者一样不遗余力地将网络空间的每一个比特都填满，并以相同的程度延伸他们的思想，将网络空间填得满满当当。我们面临的麻烦不在于智慧的整体性缺失，而是如脱缰野马般不可控制的纯粹傻劲儿，并且似乎似乎没有一种机器或思想能够解决这个问题。